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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科學科研合作 引領亞洲迎輝煌
——訪名古屋大學特別教授、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研究開發戰略中心負責人 野依良治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新華僑報  發布時間:6/21/2019 6:27:32 PM
 

  

  

日本在生命科學和環境科學等方面人才輩出。近年來,諾貝爾獎獲獎者更是以平均每年一位的速度涌現。為了迎接滿是創新的數字革命或者說是第四次產業革命時代,就科研工作者的使命和科學研究的理想存在形式等問題,我作為《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總編輯兼《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近日采訪到了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名古屋大學特別教授野依良治。

值得關注的是,野依良治對于未來國際科研的走向、亞洲科研的發展優勢等,給出了非常具體和精確的預想。

 

諾貝爾獎與國力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日本新華僑報》:野依教授,您作為2001年諾貝爾化學獎的獲得者,能不能談談獲獎對于科學家本人、科學家所屬的研究機構或大學,以及對于國家來說,究竟代表著什么?

野依良治:世界上有眾多獎項,獎勵的目的也各有不同。雖然諾貝爾獎的名氣比較大,獲獎本身也讓我深感榮幸,但說到底,諾貝爾獎也不過是眾多獎項中的一個。

依照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成立的諾貝爾基金會,從1900年到現在,始終忠實履行遺囑,毫不動搖的堅持傳統,無論時代如何激烈動蕩。這種忠實與堅持,成功促進了全世界科學的健全發展。不僅如此,它面向全人類提供獲獎機會,無論你是個人還是著名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學者,也無論你來自哪個國家或地區。它會不受時代潮流的影響,獎勵真正獨特的發明和發現。這些都是諾貝爾這一獎項了不起的地方。

但是,包括日本在內的很多國家,在報道諾貝爾獎的消息時,喜歡強調這是國家榮譽,借此宣傳國家形象等,說實話我不贊成這種操作。不可否認的是,能夠連續出現諾貝爾獎獲獎者的國家,必定是擁有較高的教育水準和研究環境的。但是在政治上或者經濟上給科研工作者施壓、設定獲獎目標,必將會影響科研的自由度和自主性,甚至迫使科研工作者不得不違反倫理。

生物學醫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回顧諾貝爾這三項科學技術領域的獲獎歷史可以看出,獲獎者的分布和國家的綜合國力水平的確有一定關聯,但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不是綜合國力不強就沒有獲獎的機會,絕對不是。

科學研究其實是階段性的過程,要先萌芽再成長,開花后才能結果。大學階段就相當于萌芽期,所以年輕的大學生不應該只去解決別人指派的研究任務,更應該自己去尋找科研課題,挑戰它、解決它。即便是挑戰失敗了,走進了死胡同,也應該得到一定的獎勵。如何提供這樣的研究環境,創造這樣的研究風氣,就是國家的責任和義務了。

 

日本科研的系統性改革迫在眉睫

 

《日本新華僑報》據日媒報道,日本政府一邊以科技立國為國策,另一邊卻在不斷消減科研預算。日本在推進科技發展上究竟存在什么問題?

 

野依良治科研的質與量,與三個要素密切相關,分別是資金投入、研究的人才投入和創新效果。

先說資金投入。最近20年間,日本政府撥給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的預算基本沒有增長。不僅遠遠不及資金投入巨大的中國,甚至落后于歐美國家。此外,日本的資金分配也不理想,在特定的研究項目、組織、或人身上過于集中。

再說研究人才。現在以企業為中心,全日本有近70萬的科研人才。這個基數是很龐大的,但是這些人往往同質化,缺乏多樣性。

最后說說創新。近年來研究效率低下,與其說是科研工作者個人的問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無法形成創新結果。換句話說,日本的人才教育和研究系統都面臨著危機。

造成這種狀況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少子化、高齡化。這是日本社會各個領域共通的課題,對科研的影響也非常大。1992年,日本的18歲人口是205萬人,到了2016年驟降40%,只有118萬人。未來的科技進步毫無疑問要依靠年輕人,然而日本大學里40歲以下的教師只占全體的25%。要知道這個數據在中國是44%,在德國是51%,日本的年輕教師實在是太少了。不僅如此,這些年輕的教師目前還沒有獨立的研究課題,都是在年長的教授的指導下做研究。日本的這種師徒制度本身也存在一定問題。優秀的年輕人應該盡快獨立出來,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

二是日本的國際交流做得不順暢,沒能在全球化時代形成流暢的“國際化人才環流”。在美國的大學中,每年都有5000名以上的中國人取得博士學位,而日本人僅有170名左右,沒能形成國際人脈,也沒有足夠的跨國科研項目。

日本政府急需擴充財政支援,解決高水準的研究人才數量不足的問題。我認為,政府應該資助青年科研工作者、女性科研工作者以及外國國籍的科研工作者,為他們提供獨立研究的環境。這種系統性的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建議日本學習中國的“海歸政策”

 

《日本新華僑報》:您如何看待中國對于青年科研工作者的扶持和培養?中日兩國在這方面有沒有可以互相借鑒、交流的地方?

 野依良治:我認為日本應該學習中國的“海歸政策”。科研工作者如果只停留在一個地方,是很難持續成長的。科研工作者就需要到世界各地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工作,獲得新的研究體驗,進而迸發出新的靈感。

據統計,諾貝爾獎獲獎者平均經歷過4.6個研究機構的歷練。山中伸彌教授是在第五家研究機構任職時獲得的諾貝爾獎。回顧山中教授的履歷可以看到,他先后在神戶大學、大阪大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格萊斯頓研究所、奈良尖端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京都大學工作。2018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本庶佑教授畢業自京都大學,先后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東京大學、大阪大學工作,最后又回到母校任教。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正是在京都大學期間。

 

  

 

  

延續人類文明的科研發展

 

《日本新華僑報》:今天的中國正在實施《中國制造2025》的產業政策,面向未來著重發展信息技術、人工智能、IOT等技術領域,受到了全球各國的矚目。作為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研究開發戰略中心負責人,您對此有什么看法和認識?

野依良治:我已經拜讀了《中國制造2025》的日文版,其中寫道“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十八世紀中葉開啟工業文明以來,世界強國的興衰史和中華民族的奮斗史一再證明,沒有強大的制造業,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強盛。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是我國提升綜合國力、保障國家安全、建設世界強國的必由之路。”

這是中國政府回顧歷史基于現狀,再次強調了制造業重要性的頂層設計理念。不僅如此,還制定了具體的戰略方針、目標以及戰略任務和重點,并且要求中國各省、市、自治區,各部委和直轄機構堅決履行工業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這一戰略規劃,明確且堅決的向民眾傳達了政府的決心。

但是我個人認為,所謂科學,不單是為了更好的發展產業經濟,更是人類為了尋找世間萬物真理的一種純粹的行為,是幫助大家培養正確的自然觀和人生觀的一個重要環節。當然,利用這些知識發展出的科技,必然會帶著一定的社會屬性,就如同《中國制造2025》所指出的那樣,是關乎國家存亡和國家繁榮的。但是,我們一定要將眼界放寬,以人類文明的延續為科研發展的最終目標。

最為重要的是,科學技術不僅僅是為了當下的時代而存在的,必須要考慮到對未來人類社會公平性的影響。這不光體現在環境問題上,在能源、資源、以及生物多樣性等問題上也是同理。這是需要嚴肅考慮的問題,絕對不能做出損害人類后代利益的決策。

中國的發展方向性對于整個人類社會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所以我希望強大的中國能夠以全球、全人類的高度,引導世界向著更加美好的未來前行。

 

今后科研勢必會從獨創走向共創

 

《日本新華僑報》:中日兩國在國家發展戰略上,擁有一定的共識,比如打造“高齡大國”、“健康大國”,以及建立“科技強國”、“教育強國”等。今后,中日兩國在科研領域會有哪些合作?

野依良治:我認為,今后科技領域的飛躍性發展不會再像從前一樣,只出現在某個單一領域,而是會出現在各領域的合作研究中。對科研工作者的評價也將從獨創性變為共創性。

當然,無論中國、美國還是日本,都在努力營造更好的教育環境。但是無論哪個國家都出現了科研工作者同質化嚴重的問題。今后,由來自不同教育背景,持有不同研究經驗的科研人員一起組建團隊,利用彼此的差異形成互補,進行共創性研究,將會成為科研的必然發展方向。

個人的獨創性理應受到尊重,但是一個人能做到的是有限的。特別是在今天,粒子加速器、宇宙天文學、生命科學以及人類基因組的研究等耗時長,規模大的巨型科研課題,已經不是單一國家就可以完成的,國際間的合作研究成為了一種必然。不僅是巨型科研課題,中小規模的研究課題如果開展國際合作,也會更為高效。因此,我認為日中兩國應該互相尊重、互相信賴,緊密合作,至少在基礎研究領域,應該更為積極的開展合作。

 

中國智慧是亞洲的驕傲

 

《日本新華僑報》:今年6月末,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訪日參加20國首腦峰會。您作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對習主席訪日有何感想?能給您所屬的中國科學院提一些建議嗎?

野依良治:歐美各國是近代科學的先驅,這就導致今天的科學研究陷入了以歐美為主導的“英語紀元”。今后,隨著數字化、信息化對人類社會的不斷滲透,全球各個國家的價值觀都會被迫統一,出現不可避免的同質化問題。我對這種“英語單一文化”的模式深感憂慮。這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人類知識大廈的基礎將因此變得異常脆弱。

未來世界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所以如果過分依靠單一文化,一旦這種文化出現問題,那么建立在其基礎上的上層建筑將會全部崩塌。

雖說科學無國境,在實際的交流合作過程中確實需要一定程度的世界統一標準。但同時我也認為,保持我們亞洲文化的特殊性,有助于補充維護人類文化的基礎,減少全盤崩塌的風險。

科學和科技對全體人類社會都有著極其普遍的意義,絕不是專家、大學或者大企業以及某幾個國家的所有物。所以,能否獲得民眾的理解、支持與參與,是決定未來社會能否健康發展以及提升國家實力的根源,也是創造安全、安心的社會的基礎。例如,在將核能技術、生物技術、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技術運用到人類社會正確與否的問題上,普通民眾覺得“反正自己不明白這些深奧的問題全都交給專家學者好了”,其實這種觀點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全體民眾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這些技術的利弊后,參加到國家決策中去,才能為國家實力的提升帶來堅實基礎。

從這一觀點出發,科學和語言的關系,特別是和母語的關系就顯得非常重要,如果無法用母語進行簡單易懂的闡釋說明,一般民眾是難以理解這些艱澀理論的。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敬佩中國,今天的科學技術信息,約有90%以上都是用英語來表述,但中國的科學家們將這些專業術語全部翻譯成了中文,并將其普及到一般社會生活中,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現在的中國人可以用英語和中文雙語來做科研。而歐美人基本上只能用英語來開展研究工作。中國智慧的深度比起歐美來說是占據了絕對上風的。

我歡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前來日本。同時,我也想提一個倡議。那就是建立以中國、日本、韓國為中心的漢字圈科學技術振興計劃。首先在漢字發源地——中國的指導下,建立通用的中文科研術語,并制作用語辭典,讓這些用語滲透到漢字圈國家的一般社會生活中去。我很期待這樣做會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我認為,隨著合作項目的開展,亞洲各國一定會形成超越科學技術領域的,更加深化普遍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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