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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需要經費支持和自由空間
——訪名古屋大學素粒子宇宙起源研究所名譽所長、特聘教授益川敏英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新華僑報  發布時間:2019/07/26 10:46:49
 

 

 

益川敏英是土生土長的名古屋人,從本科到博士都是在名古屋大學完成的,如今也是名古屋大學素粒子宇宙起源研究所名譽所長、特聘教授。

據說,他的獲獎給全球小語種以及不會英語的、閉門造車的科研人員以極大的鼓舞。益川敏英的英語一直很差,全年級倒數,也為此拒絕了所有外國邀請的學術會議。2008年,他不得不“破例”出席在瑞典舉行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頒獎儀式,這是他第一次走出日本的國門。在發表獲獎感言時,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很抱歉,我不會說英語”。

不過,也正因為益川敏英能認清自己的優劣勢,揚長避短,沒有刻意把更多的時間分在不擅長的領域上,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想到這一點,我這個不會英語的老媒體人,也多少感到輕松了一點。

 

只要對社會有益再麻煩也會身先士卒

《日本新華僑報》:33歲那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成為解決宇宙起源這一宏大謎題的關鍵所在,是科學創造夢想的一個典型的事例。您能說說自己成為科學家的初衷嗎?

益川敏英:因為啊,我就只能做一個科學家。除了數學和物理這兩個科目還比較好之外,其余科目真是學得一塌糊涂。(笑)

《日本新華僑報》:您的恩師都是引領世界物理學發展的科學家,包括坂田昌一、湯川秀樹、朝永振一郎等人。您能談談對他們的印象嗎?

益川敏英:印象最深的,還是坂田昌一先生吧。他不僅在物理研究上領先一步,在其他事情上也總是身先士卒。越是別人不愿做、不能做的事情,他越是知難而上。在他的影響下,哪怕再麻煩,只要對社會有益,我也會主動請纓,“讓我來吧”。

就比如大學里的工會負責人,出力不討好,大家都不喜歡,每到新一輪評選,就互相推諉。而我最討厭看到的就是這些,所以每次都自告奮勇地站出來。就連在忙于撰寫后來獲得了諾貝爾獎的那篇論文的1972年,我也擔任著京都大學的工會書記長。在大家爭分奪秒寫論文的時間,我正為了工會在校園里東奔西跑。所以那段時間啊,我一回到家,就有強烈的想要學習的沖動,也因此學習熱情和學習效率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笑)

《日本新華僑報》:在大學的工會里,您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益川敏英:工會必須保護勞動者。在那個當時,女秘書不屬于正規工作人員,任期只有三年,三年一過就會被自動解雇。我對這一規定很是憤慨。她們拿著很低的工資,來輔助我們做一些研究所需的瑣碎的工作,即便任期內取得了一定成績,三年一過也還是會被解雇。為了反對這種雇傭方式,我總是忙上忙下的。

 

要給科研人員自由發揮的空間和經費

《日本新華僑報》:盡管近年來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輩出,但幾乎每位獲獎者都談到,現在政府提供的研究經費逐年減少,擔憂這會對今后的科研發展造成阻礙。您對此怎么看?

益川敏英:不管是用于研究還是其他,現在每名科研人員能分配到的經費真的是越來越少,幾乎沒有。這是體制上出了問題。

在過去,科研人員每個月都能得到一定金額的“講座費”,但現在只有在通過項目審核的情況下,才能領取到。我能夠理解這個審核,畢竟國家提供的經費那么少,但申請者卻很多。但在我看來,研究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不是從一開始就能預想到結果的,很多情況下,都是好奇心的產物,走了“彎路”所帶來的收獲。一些不起眼的課題,也是因為科研人員有“我想試試看”的心態,所以才成就了偉大的發現。

當然,如果對于所有的項目都報以支持和認可的態度,那么國家怕是要破產了。不過我還是希望,對于科研人員自身感興趣的課題,國家應該給予一定的空間和經費,讓大家能夠自由的發揮。

 

我擔心中國人才外流

《日本新華僑報》:目前,中國的研究經費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位,僅次于美國。您如何看待中國的科研現狀?

益川敏英:這得再往前看30到40年。說實話,我擔心的是人才外流。中國年輕的科研人員一般都選擇去發達國家留學,并且有一去不回的趨勢。一旦去了美國,往往就會一直留在美國。我覺得中國應該重視起這個問題。

對于日本,我倒沒有這方面的擔心。因為日本人大都有“歸巢性”,所以一般都會回到老巢。(笑)

 

科技的發展究竟該由誰來把控?

《日本新華僑報》:1972年恢復邦交正常化以來,盡管中日兩國在經濟文化領域的合作取得了卓越成果,但在科技領域上卻沒有突出的表現。您有注意到這一點嗎?

益川敏英:是的,在科技領域,日本的視線始終聚焦在歐洲和美國,從二戰前便是如此。

日本的戰前政府在歷史上做了很多愚不可及的事情,但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跟歐美學習如何制定教材。日本從明治政府開始,就積極派遣留學生去歐美學習、考察,他們在學成歸國后,模仿歐美的教科書編纂了日本近代最初的教材。我認為這一政策在培養教育下一代上,起到了較好的方向引導作用。雖然我也不清楚這是誰制定的政策。

我一方面認為,科技的發展,不該由政治家的意圖來決定,應該給科研人員一定的自由,讓他們根據自己的興趣去尋找研究課題;一方面又認為,搞科研離不開資金的援助。于是,就出現了一個關鍵性問題,科技的發展究竟該由誰來把控?就比如粒子的合作研究,現在日本國內外共有幾百名科研人員參與,如今是誰在全盤管理與把控,連我自己都弄不清楚。(笑)

 

 

采訪后記:

采訪很快結束了。當益川敏英先生站起來和我握手道別的時候,我想給讀者補發這樣一個鏡頭:進入采訪地點以后,校方秘書給益川敏英先生安排的是正座,安排我坐在他左手的下方。但是,益川敏英先生腳步略顯遲緩的走進來后,看到這樣的座位安排,立即表示:“這樣不行!這樣我倆就有主客之分。我要坐到你的對面,要平視著你,這樣才好交流。”說罷,他轉身做到了我對面的沙發上。

我在想,“平視”,或許也是先生獲得諾貝爾獎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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