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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兩國從醫療旅游走向醫療合作
——訪一般社團法人國際醫療協力推進協會代表理事加藤和則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新華僑報  發布時間:9/25/2019 4:30:48 PM
 

 

日本醫療技術和醫護服務長期領先全球,在白血病新藥、人工干細胞再生移植、癌癥治療等領域上也屢屢實現新突破,和較為平淡的經濟增長形勢相比,尖端醫療的突飛猛進已成為日本加快新時代建設和發展的強烈信號,大有更上一層樓的趨勢,從而也吸引了很多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游客前來醫療旅游。

但不可否認的是,醫療旅游屬于新興行業,缺乏系統化與正規化。日前,我們《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與《日本新華僑報》有幸采訪到一般社團法人國際醫療協力推進協會。該協會的目標,是通過規范醫療旅游,實現中日兩國的病例共享與醫療方式共享,從而促進雙方的醫療合作。

今天,就讓我們了解一下協會代表理事加藤和則先生為醫療旅游和兩國醫療合作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

 


在日本駐華大使館與橫井裕大使合影

 

醫療旅游是復興日本地方經濟的良藥

《日本新華僑報》:請您先給大家介紹一下國際醫療協力推進協會的誕生和發展好嗎?您認為協會在推進中日兩國從醫療旅游走向醫療合作方面,能發揮怎樣的作用?

加藤和則:我們協會的前身,是一般社團法人日本地域經濟再生機構,成立于2015年。當時協會的工作,是響應日本政府復興地方經濟的國策,對各地的中小企業開展支援活動。我們的理念,是通過激活地方經濟、發展地方經濟,從而為日本國家的經濟發展做貢獻。

在開展工作過程中,我們接觸到很多日本觀光業所面臨的問題,尤其是中國游客最為青睞的赴日醫療旅游。通過深入調查發現,中國患者和日本的醫療機構在對接上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真可謂是亂象叢生。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中國患者和醫療機構之間的中介方,多是毫無保障的個人中介,難以忠實地完成患者與醫護間的溝通,準確的傳遞關鍵信息。不僅如此,還常常出現患者到達醫院后發現不是自己指定的醫院,并且中介費、治療費也高得離譜。另一方面,我們走訪醫療機構了解到,有中國患者在診查當天取消預約的,或者在病房里大聲嘈雜等,院方也面臨著諸多苦惱。

通過這些走訪和調查,我們意識到需要構建一個體系,來全面解決醫療旅游過程中所產生的各類問題。可以說,今天的國際醫療協力推進協會,就是從激活日本地方經濟的角度出發,最終落實到赴日醫療旅游上。

最早與協會建立合作關系的,是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醫療機構。不過日本的醫療水平各地基本持平,如今同名古屋、福岡、札幌等地的醫療機構也都開展了合作,今后還將繼續擴大合作范圍。我們也希望能滿足中國游客在到日本各地旅行的同時,順便把體檢做了、把病治了的愿望。

另外,我們也會努力滿足更多更細膩的個人需求,比如預算的多少、就醫環境上的要求、指名某位專家等,爭取可以提供身體與心靈的雙重治愈。

部分富裕階層的中國患者,他們來日本接受治療往往有更為深層的考慮,不光希望治療自身疾病,同時也希望把自己的病例帶回國內,結合自己體驗到的治療過程,制作成醫療資料或指導方針。在中國,病例是患者個人管理的,而日本是醫療機構負責管理的。

在這一問題上,我們獲得了日中雙方的協助。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將上海浦南醫院的劉衛東院長介紹給了我們,日本駐中國大使館也把中日友好醫院的彭明強副院長介紹給了我們。兩位院長都贊同協會的理念,協助制作醫療指南,為促進醫療交流,分領域的創建學會,將日本最新的醫療信息同中國各地的院長共享,并廣泛開展討論。

如果能夠逐步建立并完善這樣的環境,那么這些富裕階層患者不單單是赴日醫療,還可以將整個治療過程和方法回饋給中國的普通民眾,而且通過病例的共享,在日本接受過治療的患者,回到中國后也能享受有針對性的、充實的后續護理。

如果想讓一項事業能夠持續性發展,那么這項事業必須是有利于社會的才可以。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宗旨。我相信協會今天的工作,能夠在未來為日中兩國的觀光事業和醫療合作做貢獻。

 


中日友好醫院

 

在中國成立肝炎學會

《日本新華僑報》:在日本觀光興國的政策和中國醫療旅游的熱潮下,兩國都誕生了很多體檢就醫咨詢平臺和服務單位。國際醫療協力推進協會與這些團體的區別是什么?優勢主要體現在哪些地方?

加藤和則:協會的工作重心首先放在了肝炎治療上。就拿C型肝炎來說,在日本僅靠服用藥物,治愈率就能達到98%以上。目前一共有三種藥物。患者需要通過血液檢測、B超、CT等方法進行綜合診斷后,醫生才會選出最適合的一種藥物。

這三種藥物尚未得到中國藥監局的許可,無法進入中國。即便今后順利進入中國,也要先進行醫生培訓,充分了解了藥性和有足夠的影像判斷經驗后,才能夠從三種藥物中選擇出最為合適的。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指導方針,即便從日本引進了新藥,中國醫生也很難對癥下藥,達到和日本同等的治愈率。

協會一直專注肝炎領域,所以成立肝炎學會并非難事。日本近畿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的工藤正俊教授,是日本乃至全球肝炎治療領域的權威。他在今年7月31日,面向全球發表了難治性肝細胞癌的根治療法。于是,我前往近畿大學闡述了自己的想法,工藤教授也極力贊成在中國成立肝炎學會。

有工藤教授這樣的大力支持,不僅可以為中國患者積極提供治療,還能夠將第一手的影像診斷經驗和治療知識普及給中國的醫生。我們相信這對于肝炎治療,對于日中醫學交流具有深遠的影響。

 


在日本駐上海總領館與磯俁

 

專注肝炎領域制定治療標準

《日本新華僑報》: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中日兩國的醫療差距的?

加藤和則:就我個人來看,中國擁有很多來自德國、荷蘭等的尖端醫療設備和醫療器材,硬件上并不遜色與其他先進國家。但是軟件明顯跟不上。只有設備和器材,卻沒有能夠按照要求準確并熟練的進行操作的醫療人員,不能把功能發揮到極致,中國缺乏的是軟件,是對醫療人員、護理人員的系統性教育。

曾有患者反饋,在中國療養院里使用的可升降、可調節病床,明明是分五段操作,但護理人員總是一下子就把床升起來,讓人每次都受一番驚嚇。

說到軟件,日本有一套護理保險制度,是從20多年前開始的。政府從全體國民的保險金里抽取一部分,補貼給需要護理的人。同時將需要護理的人分為幾個級別,級別越高,獲得的補貼越多。中國社會今后也將面臨老齡化問題,有必要著手建立這樣一套護理保險制度。

另外就醫療技術來說,中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能否實現全國治療水平的同等。中國幅員遼闊,僅肝炎的治療,東部城市和西部城市的方法就不一樣。

日本則是通過成立學會,召集各地醫生,制作并普及標準,從而使得最北端的北海道到最南端的沖繩縣,都用的是同一種治療方法。我認為,這是日本較為成功的一個案例,可以給中國提供參考。中國也應該通過學會,制定標準化療法。為此,我們協會正在同上海浦南醫院的劉院長一起,著手進行前期準備。

截至目前,我們已經通過分布在中國8所城市的日本總領館、事務所等,成功在上海、北京、廣州、重慶、沈陽、青島、大連和香港完成了療法標準化工作。期待未來日中能夠繼續通過赴日醫療旅游,不斷加深醫療領域的合作,為兩國人民帶來健康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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