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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通過“醫療康養、養老照護”造福全世界
——專訪全日本華人聯合會會長、第十一屆國際健康健美長壽論壇博覽會暨第二屆世界大健康運動會執行主席張永祥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新華僑報  發布時間:2019/09/26 17:02:47
 

 

“以往,中日兩國各自都有自己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目標。但是,坦率地說,這些目標常常有對立和碰撞之處。但是,近年來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建設‘健康中國’的目標,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了建設‘人生百年’社會的目標,這兩個目標既有相互吻合之處,又構成中國關系新的戰略共同和新的交流點、增長點。近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記者采訪全日本華人聯合會會長、著名旅日華人養功師張永祥(八山元)時,他這樣說。

一、中國改革開放之子

蔣豐:八山元先生,您好。在采訪您之前,我們也做了各種各樣的工作。我們了解到您是在1986年7月來到日本的。那一個月,正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重磅社論《在改革中前進》的時候,正是中國政府允許并且鼓勵科技人員合理流動的時候,也正是大量中國自費留學生涌進日本的時候。您那個時候為什么選擇到日本發展呢?

張永祥這個問題應該從兩個方面回答。一個是從國家的層面,一個是從我個人的層面。剛才你講到1986年7月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重磅社論《在改革中前進》,那真的是一個火紅的改革開放的時代,是一個至今讓人回想起來激動不已的時代。也就是在1986年那一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后談到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個問題、改革政治體制并增強法制觀念的的問題,他視察了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接受了美國記者華萊士的采訪。王大珩等4位中國科學家向鄧小平呈送《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高技術的建議書》,他也因此作出了著名的“863計劃”決斷。所有這些,都正如今天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叫做“抓鐵留痕”,給改革開放的中國留下了重要的時代印痕。這就是國家的層面。我呢,就是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走出國門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是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之子。

從個人層面講,我早年曾經拜師于一位民間女神醫,學到了她祖傳的“千里診脈”,在中國東北辦起了第一家個人氣功綜合診所,不但為中國人治疾,也為遠道而來的日本人治病,一時獲得了“神手張”的贊譽。這樣,經我治療的一位日本名人邀請我來日本,讓我給正在患病的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治療。我對田中角榮先生極為敬佩,我也非常想走出國門看看日本氣功的發展,推廣中國的氣功,我就在1986年7月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二、日本因普及氣功而延長人壽

蔣豐:我們也了解到您來日本以后,在推廣并運用中國氣功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為此日本國家NHK電視臺等主流媒體多次對您做過采訪,您出版的有關氣功的書籍、CD也暢銷不已,您開辦的的學校和診所也常常“客滿為患”。經過這樣多年的實踐,您認為中日兩國的氣功有什么相同和不同點呢?

張永祥說到這里,我要告訴你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中日兩國都稱自己國家乃至民族的氣功源遠流長,但是,日本氣功會是在1985年正式成立的,中國氣功會是在1986年正式成立的。因此,我始終堅持認為,中日兩國氣功不應該相互比較誰是正宗正源,不要進行強弱長短的比較,而應該把它看作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結晶,看作是東亞地域的文化結晶,看作是亞洲文明的一種表現。

 

 

1986年我到日本的時候,正是日本“泡沫經濟”如日中天的時候。今天,我們聽到“泡沫經濟”就會聯想到“崩潰”和“日本衰退”的字眼。實際上,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時候,就一定是那個民族追求健康長壽的時候。日本的氣功正是在那個時候作為一種健康法開始普及的。而事實上,盡管人們說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有“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甚至“失去的三十年”,但日本的人均壽命則是在不斷地增長,已經平均達到84歲,而中國現在的人均壽命在74歲,中日兩國相比有十年的差距。日本這種人均壽命的增長,應該與日本社會普及氣功是有關系的。

三、日本積極普及氣功認知

蔣豐:您剛才提到日本在經濟鼎盛時代曾經普及氣功,這具體表現在什么方面呢?

張永祥據我個人的觀察,日本在氣功普及方面,有東洋醫學研究院這樣的研究機構在東京、大阪開辦醫療氣功師培訓講座,有日本的幾個主要的氣功團體如日本氣功協會、關西氣功協會等積極推行醫療氣功、擴大氣功教學的規模。在氣功臨床方面,日本私立醫院中比較有名的帶津三敬醫院,其院長帶津良一長期來以中西醫結合方法治療癌癥,近年來他又組織癌癥康復病人學練智能氣功,取得較好療效。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腎病綜合醫療中心外科醫師阿岸鐵山等第一次確認,氣功能有效地治療“下肢閉塞性動脈硬化癥”。東京警察醫院指導孕婦練氣功,治療孕婦性痙攣及眩暈癥。京洪中央醫院組織肥胖癥、高血壓、高血脂等患者練功。日本新聞媒體業界也做了大量的氣功系列報道,在國民中普及對氣功的認知。

我自己在日本從事中國氣功的推廣,也獲得了日本社會的認同。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腦神經外科曾經給我的患者做了440張腦顱底照片,證明我的氣功可以幫助治愈腦干腫傷。日本醫科大學聘請我任客座研究員,專門教授中國氣功醫學。此外,我還在日本發表了論文,出版了書籍,多家電視臺對我作過介紹。我開設的氣功師培訓學校,收過1000多名日本人學生。我在34年中治療病人近5萬人次。

四、創辦《日中健康報》的三個初衷

蔣豐:我們了解到,您除了在日本積極弘揚中國氣功、促進中日氣功交流以外,還曾經在2013年創辦了中日雙文的《日中健康報》,深受各界好評。當初,您創辦這樣一份媒體的動因是什么呢?

張永祥是啊,按理說我作為一位氣功師或者養功師,是不應該跨界從事新聞媒體的。但是,我認為一位氣功師或者養功師如果只追求技藝,那肯定是不合格的。他們不僅僅是在治病,更是在治心。他們應該有這種使命感和責任感,應該幫助患者在身體康復的同時,心靈也獲得康復。這樣。我就希望通過包括書籍、CD、報紙在內的廣義媒體幫助患者作心靈康復,這是我辦報的初衷之一。

此外,我注意到中日兩國的康養醫療理念、觀念、乃至信念方面都有許多不同。比如說,中國人去醫院,一般是看病治療的;而日本人去醫院,一般是做身體檢查的。也就是說,日本人重視早期檢查、早期確診、早期治療以及早期預防。因此,我希望通過媒體推介日本這些康養醫療理念,讓中國人也能夠和日本人一起“共享”先進的生活理念。這是我辦報的初衷之二。

 

 

再看與我一起在1986年來到日本的中國人,大都經歷了自費留學生、攻讀高學位、進入日本公司就業、自己獨立創業以及結婚成家生兒育女的發展路徑。從身份上來講,他們已經從“留學生”轉變成為“新華僑”,有的甚至邁上了“老華僑”的臺階。從事業上講,他們絕大多數在艱苦拼搏后事業有成,許多取得了讓日本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成就。我個人觀察,在這個風雨兼程的打拼道路上,他們有奮斗,有成功,有挫折,也有許多身體的透支性使用。因此,如何幫助他們在事業有成之后及時地關注自己的身體健康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這是我辦報的初衷之三。

五、“健康”與“國際”的關聯

蔣豐:我還注意到,您比較熱衷參加一些國際上的健康與養生的活動,并且積極做出很大財力和精力上的投入。您能講一講這方面的心得嗎?

張永祥的確,我經常參加國際社會上一些健康和養生的活動。其間事無巨細的繁瑣,非一句話可以說清。但是,這些“不容易”的事情,十分“有意義”。而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都不可能是輕而易舉的就辦成的。

作為記者,你應該觀察到,健康也好,養生也好,已經成為全球的追求,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國際時尚”。國際社會經常舉辦這樣論壇、峰會、交流、體驗、互動。我認為這都是在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公共產品,不僅是在造福當代人類,也是在造福子孫后代,所以我愿意積極參加,并作一些精力和財力上的投入。

我覺得有兩個關鍵詞值得特別關注,一個是“健康”,一個是“運動”。在世界進入到百年未有的大變化的格局時,人們對“健康”的追求更加執著,人們對“運動”的理解更加深刻。沒有“運動”作支撐的“健康”是一種“偽健康”,無利于“健康”的“運動”也是一種“偽運動”。“健康”與“運動”相輔相成,密不可分,他們一定是交相輝映的。所以,我個人包括我的團隊,都會竭盡全力對此投入的。

六、中日交流的新的增長點

蔣豐:您剛才談到“健康”與“運動”的國際性與世界性。我們注意到中日兩國實際上在這個方面上也有共同的追求。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張永祥這個問題提得好。過去,我們談論中日關系的時候,總喜歡看其對立面,找其不同點,甚至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把這些相異點幾倍幾倍地擴大,從而導致中日關系日趨冷落。

我個人認為,近年來中日關系盡管風風雨雨,磕磕絆絆,但其發生的問題都是中日關系里面的部分問題,而不是中日關系的全部問題。觀察中日關系,一定要站高位,有大格局。所謂“站高位”,就是不能僅僅站在中日國境、海境線上你看著我、我看著你,這樣的平視是會影響思維的。反過來,一定要做到登高望遠,這樣才能“一覽眾山小”,才能夠感受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才會認識到中日兩國是永遠無法搬家的鄰居,誰也不可能把對方“拆遷”。這樣才會彼此關照對方的核心利益。

此外,進入新時代的中日關系應該努力尋找更多的戰略利益的共同點、互惠點、增長點。我們一方面應該看到,近年來中日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方面的一些目標有對立、甚至矛盾沖突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中日兩國仍然存在著戰略共同點。如果說冷戰結束以后,中日的戰略共同點是在“拉圈子,防他國”,進入新時代的中日戰略共同點就應該在“智能民生”、“康養醫療”方面。

 

 

大家都知道,日本現在已經進入到“雙化社會”,也就是“高齡化”、“少子化”日趨嚴重的社會。對此,中國不應該幸災樂禍,更應該它看作是一個前車之鑒,讓自己在2030年進入高齡社會以后少走彎路。所以,中國應該積極汲取日本“高齡化”社會的養老介護的經驗,不斷地將其“本土化”,讓中國的高齡社會受益;中國也應該積極汲取日本“少子化”社會帶來的勞動力日益短缺的教訓,千方百計地保持自身擁有的勞動力的紅利,從而保持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

多年的歷史已經一次又一次的證明,中日兩國“和則兩利,斗則兩傷”。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努力發展中日關系,不僅對中日兩國有利,對東亞地域、亞太地域乃至整個世界都是有利的。

七、中國健康的世界性

蔣豐:在您這里可以感受“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境界。今天的中國發生了歷史上從未有的對健康的關注,“健康中國”已經成為一項國策,一個國家的發展目標。最后,請您談談對“健康中國”的理解。

張永祥說到“健康中國”的建設目標,我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歷史上中國積貧積弱,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事情。中國身為“東亞病夫”的結果是什么?顯然,就是中華民族蒙受屈辱,就是中國遭受被侵略戰爭。現在,中國政府提出要建設“健康中國”的宏偉目標,就是要讓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還要強起來。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強健的身軀,就無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個民族強大了,才可以免去很多戰爭的災難,才能贏取國家、地域、世界的和平。

2018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海南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游先行區進行考察的時候,指出“經濟要發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離不開健康。要大力發展健康事業,為廣大老百姓健康服務,力爭做世界上身體最健康的民族。”

2019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給博鰲亞洲論壇全球健康論壇大會的賀信中強調,“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類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都說明中國的健康與世界的健康緊密相連。“健康中國”不僅是中國的,還是世界的。

我們正在從事人類歷史上一項從未有過的康養事業,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薪火傳承,讓中國和世界健康、健康、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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